摘录：苏联李森科主义体现的政治对科学的侵犯

以下内容是摘录自詹姆斯·沃森《DNA：生命的秘密》一书，第13章人类的本质：天性VS教养，摘录内容没有任何删减及改动。

遗传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发展史并不长，却在许多格外丑陋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如同先前所见，优生学有一部分是遗传学家自己创造出来的。然而，20世纪中叶于苏联蓬勃发展的伪科学“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却是在高层领导者的主导下，使遗传学深受其害。在这件事上，斯大林有很大的决定权。李森科事件是自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以来，政治对科学最严重的侵犯。

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仍在努力站稳脚跟。斯大林在列宁死后赢得了继任的斗争，积极巩固权力，而农业的集体化也正在展开。当时在阿塞拜疆一个偏远的农业研究站里，有一位没受过教育但野心勃勃的农人突然声名鹊起。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的李森科（Trofim Lysenko）看起来绝不像是执掌斯大林农业革命的人选。他几乎不识字，1927年他在甘贾（Gandzha）的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中央植物育种实验站担任低阶技术员时，被一位去采访的《真理报》记者挖掘出来。这位记者或许刚好缺乏好的新闻题材，在看到李森科后才找到灵感。由于有这位解决农业问题的“赤脚教授”，他写道，所以当地“突厥语族的农民才能度过冬天，而不必一想到明天就战栗”。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把李森科描述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不是装模作样的学者：“他并不去研究果蝇毛茸茸的脚，而是直接从事物的根源着手。”

对苏联官员来说，赤脚教授的形象是不可抗拒的。他是“大地之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一个真正的农民阶级；他的农业“直觉”无疑比不中用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有价值。李森科也没令人失望，趁着新获得的名声很快地提出，冬麦应该经过“春化作用”（vernalization）的处理。冬麦一般是在秋天种植，在冬天长出嫩芽，但其中有些会枯萎，剩余的则在春天成熟。李森科建议，“春化”处理可以避免冬天的损失。他宣称只要让种子变得湿冷，就可以骗它们在春天发芽，从而增加产量。最后以实验证明这个方法的人正是李森科的父亲，并且是在他自己的田地上进行的。结果，比起同地区以未春化的传统方法种植的麦田，他父亲的产量果然多出三倍左右。

其实春化作用并不是李森科的发明；无论他是从哪里得知的，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例如春化作用就曾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的农业文献。但是由于李森科缺乏教育（因此对其他地方的成果一无所知），所以他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他独创的做法。然而，其后运用这方法的结果并不都这么好，反而差异很大，视当地的情况而定——俄亥俄州的农夫明白这一点，但这位赤脚教授显然不明白。

短短两三年，饱尝失败之后，李森科不再提倡“冬麦春化”，反而开始推动“春麦春化”，这真是讽刺剧的上好题材——想想看，春麦之所以叫春麦，就是因为它是在春季种植的。后来，李森科的小麦增产政策再度180度大转弯，因为他要求在播种前先把种子加温（而不是让它们冷化）。小麦春化只是李森科贩卖的众多农业秘方之一，但它充分说明了他的整体策略：完全不必管专业知识，也不必做具有一致性的严谨试验。基本上，只要李森科直觉上认为是好的做法，就值得实施。他所信奉的科学方法几乎像是从神学推论中得到的灵感，而这竟然是出自一个为无神论国家工作的样板人物：“要获得某个结果，你必须先想要获得那个结果；如果你想获得某个结果，就一定会得到它。”

李森科操纵媒体的谨慎手法，倒是经过缜密的思考。他从《真现报》初尝成名滋味后，就发现国家控制的媒体是提高自己科学地位的理想舞台，胜过堆满灰尘、乏人问津的学术或专业期刊。《真理报》在1929年特别报道过两次这位赤脚教授成功的春化处理方法，两次都详尽描述了纯朴的老李森科先生所作的贡献。

当时的苏联正需要这样的李森科。集体农庄最后证明是问题重重。即使官方数字也指出，那段期间乡村地区的生产量很差。李森科出于直觉的权宜方法被捧成热门，即使稍后证明那些方法造成的伤害比带来的好处要多。干劲十足的赤脚教授李森科只讲求行动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不理睬伟大的理论或艰涩的学术问题。

很快，李森科在苏联的体制中玩政治的技巧就娴熟起来。他的“讲学”根本不想伪装成正统的科学，反而大谈意识形态。难怪斯大林也会热烈支持他，在“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带头起立欢呼“太棒了！李森科同志！”李森科投桃报李，把他最新的伟大构想，亦即一种分枝小麦，命名为斯大林。斯大林高兴地接受了这份荣耀，幸好他在世之时来不及发现这种分枝小麦再度失败。尽管这种小麦天生的产量比较高，但却需要低密度的栽种方式，以至于多谷穗的优点也弥补不了这缺陷。

李森科每推出一个不可行的新计划，都把苏联整个农业卷入一场庞大的实验，最终他必须要为数百万人深受饥馑之苦负责。但可悲的是，由于苏联对那个时代的记录是出于自我宣传，尤其是李森科本人所作的记录，因此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在李森科的职业生涯祭坛上有多少人成为祭品。不过，只要提一个证据就够了：根据比较客观的分析家所作的估计，在1953年斯大林死亡时，苏联可以提供给人民的肉类和蔬菜数量，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最黑暗的封建时代差不多。然而，李森科的不良影响并不限于农业而已。

李森科及其追随者一想到新苏联人要卑微温顺地追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西方科学家，就痛心疾首。李森科对发展农业所提出的疯狂理论，甚至到了声称只要提供正确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任何作物的地步：以简单的方式操纵环境，就可以把冬麦“变成”春麦。而且根据李森科的说法，它们不只改变一季而已，改变后的作物可以成为纯种作物——那些后天获得的性状将会传给下一代。最后李森科成为彻底的拉马克学派信徒。在热衷实验的罕见时期，他甚至命人做实验“驳斥”孟德尔学说——堕落的西方遗传学之基础。李森科的数学能力不足，他真的相信实验结果证明了孟德尔的遗传概率是错误的，即使后来一位杰出的苏联数学家重新分析数据后，证明它们完全符合孟德尔的预测。李森科也不是都不做实验，只不过他绝不允许实验结果跟他那异想天开的学说有丝毫抵触。

20世纪30年代晚期，李森科和苏联遗传学界发生了一连串争论，前者有所谓“好战而无知的核心分子”的支持，而后者则是当时国际科学界中的杰出学者。摩根的学生穆勒（也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念研究生时的指导教授）到苏联参加共产主义伟大的社会实验，结果发现自己卷入了有关拉马克遗传学说的公开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十分怪异，而且大多被人暗中操纵。在斯大林的整肃时代，政治现实的影响力远比科学真理大得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直言反对李森科的遗传学家所遭到的“打压”，到底有多少是李森科直接造成的；然而无论是谁下的命令，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确有许多反对李森科那些拉马克学派构想的人无故消失了。有些遗传学家仍勇敢地坚守立场，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穆勒为了保命，被迫逃离苏联。苏联遗传学的老前辈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也是充满热忱的苏联爱国志士）在1940年被捕，后来因营养不良而病死狱中。

1948年，这场争论正式结束：孟德尔学说出局，拉马克学说获胜。这实在是一场荒谬的悲剧，特别是在距离当时四年之前，艾弗里划时代的实验已经证明了DNA就是孟德尔所说的遗传因子。顺便一提，李森科对双螺旋的发现也采取同样典型的蒙昧主义说法：“它涉及单一物体因为加倍，而非分裂，成为相反之物，也就是说，这是经由重复、增加，而不是经由发展所形成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看起来跟李森科有关遗传的其他论述倒是很一致，同样不知所云：

在我们的概念中，整个生物只是由大家熟知的一个普通身体构成的。一个生物，除了这个普通身体外，没有其他特殊物质。但是任何小分子，以比喻的方式来说，一具活躯体的任何微粒、任何小滴，一旦是活的，就必定拥有遗传性的特质，也就是适合生命、成长与发展的必备条件。

达尔文是李森科要对付的下一个目标。这位变成了神祇的失控的农民否定了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教条，即同种的个体之间为了获取有限的资源而竞争。他认为，个体之间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李森科更进一步结合反孟德尔学说和反达尔文学说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物种起源统一理论：既然生物是由环境塑造而成，那么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一种生物体有可能变成另一种生物体！他最喜欢引述的例子是：只要把一只林莺的饮食改成毛毛虫，就可以制造出一只布谷鸟。不久之后，全国各地的李森科忠实信徒纷纷写信来报告他们成功的转变实验：病毒变成细菌，兔子变成鸡。苏联的生物学本身也开始经历一种转变：从科学变成笑话。

李森科对达尔文学说的否定，终于让他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甚至连他擅长的政治生存手段都难以应付。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目睹了所谓的“伟大的斯大林自然转变计划”。这计划的一部分是种植许多树木，以保护大草原不受严酷的东风侵袭，从而使气候普遍变得温和。基本上，这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可想而知，李森科对于最佳的种树法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这些树应该密集种植，树苗并不会互相竞争阳光和养分，而是会为了群体的利益合作。于是乎，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群群农夫从四面八方来到大草原上，按照李森科的方法种植橡树群。结果呢？这些树之间发生激烈的竞争，造成每一群橡树都长不好。到了1956年，只有4%的橡树繁茂生长，并且只有15%存活。等到苏联农业部终于不再替李森科的种树计划找借口时，据估计已经浪费了超过10亿卢布。

那是一次惊人的失败，但是李森科的权力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苏联生物学界有太多他的手下，因此一直到1964年，克里姆林宫才永远不再任用他。这位赤脚教授曾设法说服斯大林的继任者，他仍然是创造苏联农业奇迹的不二人选。事实上，后来苏共中央委员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换上了勃烈日涅夫），据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赫鲁晓夫继续任用李森科普遍感到失望。李森科在1976年去世，他的家人要求把他葬在最受尊敬的新圣母（Novo-Devichi）修道院中的国家公墓里。但这个要求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