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患了感冒，去医院看医生，可能遇到四种类型的医生，那么那种才是好医生？
四种医生那种最好？
A、医生挂号费100元，详细询问了病情，告诉你没有问题，回家多喝水，多休息就会好。
B、医生挂号费100元，简单询问病情，并开了300元的检查，检查后告诉你没有问题，回家多喝水，多休息就会好。
C、医生挂号费100元，简单询问病情，并开了300元的检查，然后给你开了300元药品，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好多种药。
D、医生挂号费100元，简单询问病情后，给你开了300元药品，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好多种药。
那么，对你而言那个医生是好医生？这个问题或许不好回答，因为每个人想法可能会很不同。
比如有人会认为D医生最好，因为综合费用最低，且给开了药；也有人认为C医生最好，因为最负责，在开要前做了检查；也有人认为B医生最好，因为做过检查后确认不需要吃药而没有乱开药。唯独A医生可能会被一致认为是最差的医生，原因是他收了100元挂号费，结果“什么都没有干”。
后续结果会是什么？
看A医生的病人，即使病情好转了，也会认为是自己身体强壮，抵抗了疾病，而在下次再感冒时会避免再找A医生看。
看B医生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会认为自己果然不需要吃药，B医生看的很准。
看C医生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会认为C医生果然厉害，简单询问后就能药到病除。
看D医生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会认为D医生看病虽然贵了点，但确实有效果，如果经济不是很紧张下次还会找D医生看。
现实情况是什么？
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感冒即使不服用药物也会好，或者只服用维生素等增强免疫力的药物也能好，而病毒感冒目前并没有特别有效的特效药物，使用抗病毒药物作用并不明显。
但在国内很多人感冒都会去医院看，而看的结果通常是输3天液体，输入的药品通常包括大量抗生素，这一习惯使得中国人消耗了全球一半的抗生素，人均相当于欧美的4倍。据统计国内有80%的感冒病例会被使用抗生素，或者病人要求使用抗生素。
但抗生素真能马上治愈感冒吗？显然不能，只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对抗生素越来越不敏感。那么使用抗生素并不能对感冒药到病除，甚至完全没有效果（当为病毒性感冒时），为什么患者还是喜欢给自己开抗生素的医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从医学来说，因为我压根不懂；也不想从社会学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只想回到本文的主题，从经济学来分析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
让消费者给好医生排个序
如果非要给上面四位医生排个序，从最好到最不好来排，我个人猜测绝大多数人的排序会是D、C、B、A，或者是D、C、A、B。为什么会这么排序，这要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谈起。
消费者更愿意为物品付费，而不是服务
消费者更愿意为物品付费，尤其是耐用消费品，而不是服务，尤其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更是如此。这一习惯不仅在国内如此，对于全球消费者都适用，越是低收入人群越是不愿意消费服务，其自愿为服务付费的比例越低。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消费者会认为对服务付费是一种浪费，因为绝大多数服务其效用并不像消费实物那样明显，且持久。由此也让消费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自己对服务的需求不如实物商品那么迫切。
为什么消费者会对好医生那样排序？
现在看消费者为什么会对好医生那样排序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下面详细分析：
A医生，消费者只消费了100元挂号费，聊了会病情，什么实物都没有得到，所以他购买的服务为100%，实物为0 。
B医生，消费者总共消费了400元，但其中300元为检查费用，部分消费者会把检查归为实物消费，因为检查过程中消耗了医疗耗材，而且医疗器械也是看得着，摸得到的。如果这样看其消费总额中25%为服务，75%为实物；大部分患者可能认为检查是服务和实物消费的结合，那么他所消费服务占比也比A医生的患者低；只有认为检查是纯粹服务的患者才会认为B医生比A医生更差，因为同样是100%服务，但B医生这的消费额更高。
C医生，消费者总共花了700元，按照上面的分法，如果认为检查也是实物消费，那么他消费的14%为服务，86%为实物；如果他认为检查是服务和实物的结合，那么他消费的实物就在0-86%之间。
D医生，消费者总共消费了400元，其中服务占25%，实物占75%，没有丝毫争议的“性价比最高”。
性价比假象
性价比其实不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因为性价比无从客观比较。以上面看病为例，无论四种医生那个看感冒都会好，那么性价比该如何比较，如果仅以花钱最少来衡量的话那么A医生无疑是最好的，但结论却截然相反，患者会认为他是最差的，因为“什么都没干”。其实按照花钱少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逻辑，感冒不去医院看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一分钱不花感冒也好了，但这却和经济学相悖，因为他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无从谈效用价格比的问题。
消费者，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者通常会用实物消费的占比来代替包含服务类消费的效用价格比，这是全球通行的习惯，但确是一种错误的习惯，由此造成了性价比假象。
接着以上面的看感冒为例，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吃药感冒也会好，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服药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所消耗的药物其实是一种浪费，这还是没有考虑药物对身体产生负效用的情况。既然绝大多数感冒消耗药物是一种浪费，那么在上面例子中将药物的价值剔除，再来看患者的消费性价比，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样看问题归结到了感冒时药物是否是必须的这一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绝大多数情况来说感冒时药物不是必须得，尤其是抗生素。但是在医院输液的感冒患者基本上都会输抗生素，如果医生不开患者通常会要求医生开抗生素，在乡村尤其如此。
消费习惯的改变是靠医生还是靠患者？
绝大多数感冒不需要用药，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每个医生应该都知道。但是在实际诊断过程中，如果医生让一个花了大半天时间排队，并付了100元挂号费的患者什么都不用干，回家多喝水，多休息养病，那么这个医生通常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而判断出患者是感冒，并开一大堆抗生素的医生可能会被认为是好医生，尤其是很多低收入患者会认为头孢是一种“高级药”的情况下。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最不负责任的医生通常会被视为好医生，而最有经验，最负责任的医生会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医生。
要解决这一悖论必须改变患者的消费习惯，但是这一习惯改由谁去改变，医生还是患者自己？似乎很无解，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提高患者的知识积累，消费习惯，甚至是收入水平，但这显然不是医生坐诊所能解决的。
如果要考患者自己解决，那么患者就需要学习相关的医学常识，改变消费习惯，但是经济学有个普遍规律，消费者的学习动机强弱只决定于这种学习所能带来现在和未来收益的大小。但以患者当前的价值观来判断，感冒不用药丝毫带不来收益，所以他学习的动力是零。
穷人选择了收益最低的医疗路线
穷人在小病上的平均支出和富人并没有多大差距，甚至越是穷人在感冒等病上对药品的消耗越高，但是在大病上穷人和富人的支出却差以千里。在农村很多人生了大病可能会放弃治疗，尤其在2000年之前，农村收入较低，很多60岁以上老人生大病时都认为生了“老病”，放弃治疗，从而使病情不断恶化。但事实上很多大病其实是慢性病，如果早期治疗并不会花费很多，治愈的概率会很高，如果这些人将平时用在抗生素上的钱省下来，用来治疗所谓的“老病”，可能很多人都能够治愈。
在老人感冒时子女给用抗生素，如果在能用进口药物通常会被视为“孝顺”的表现，而当生大病时放弃治疗却并不会受到谴责，会被视作在经济拮据下的理所当然。不考虑医学问题，不考虑社会学问题，仅以经济学思维来考虑，同样的钱平时被选择性浪费在感冒等小病上，而对大病放弃治疗，这种消费收益绝对是最低的。
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是好医生？
人们通常会用性价比来衡量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紧缺的，有紧缺就需要首先考虑其效用。不考虑经济问题，好医生的标准应该用医学标准来衡量，即对疾病治愈最彻底，且对患者造成副作用最小的医生就是好医生。但社会必然是一个经济社会，所以考虑什么医生才是好医生的问题必然绕不开经济问题，于是对于不同经济支付能力，不同消费观的患者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标准，造成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截然不同。
穷人通常选择交易成本较高的交易方式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穷人通常选择交易成本较高的交易方式，且同时选择很多不正确的消费，两者共同导致穷人的总消费效用较低。关于这一点可以看我的另一篇博客《陷入贫困陷阱是因为穷人支付的交易成本比富人更高》
经济学听起来高大上，但确是最接地气的学科，和每个人的每日生活息息相关，只要稍加学习就会用来解释和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提高我们的幸福程度。因此经济学是最容易学习，也是最有必要学习的知识，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点经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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