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最近扶摔倒老人被讹时间屡出不穷，先是讹成年人，最近发展到讹小学生了，估计再往后发展将会有讹婴儿的趋势，理由肯定会是婴儿啼哭吓到他们，所以摔倒了之类。

似乎一切的罪恶皆来自南京彭宇案，青年男子彭宇看到徐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车时摔倒骨折，于是便上前搀扶，结果老太指认搀扶她的彭宇撞到了她，为此索赔高额医药费。双方最后对簿公堂，2007年9月4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40%的赔偿，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此判决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按我国法律体系，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将参照最早的案例判决，这也是后来连续发生扶老人被讹事件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21日天津车主许云鹤沿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行驶，遇到正在红旗路上由西向东跨越中心护栏的老人王秀芝倒地受伤。许云鹤称是下车搀扶王秀芝，而王秀芝则称，被许云鹤撞倒。2011年6月16日，一审法院判决许云鹤赔偿王秀芝10万余元。由于没有有效的人证、物证，到底王秀芝是被撞伤还是自己摔倒？案情扑朔迷离。而一审判决的理由受到舆论诟病，有人更将其称为“彭宇案”的翻版。

2009年11月14日重庆万州区分水中学初二学生万鑫赶场途中曾扶起1名摔倒的老太。其后老人及其子女指他是肇事者，将他告到法院，要求其父母赔偿。因为证据不足，法院一审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老人及其子女上诉到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但开庭这天，老人主动要求撤诉。

2010年11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一名吴姓司机驾驶自己的三轮摩托车，并载有一名同村村民，在开到金华市婺城区瀛洲村时，在鸣叫了喇叭示意后超车过去20米后的情况下，三轮摩托车旁边两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老人突然翻车摔倒。吴姓司机马上停车将两位老人送到医院并垫付了1000元的医药费，但是老人却一口咬定是吴姓司机驾驶三轮摩托车撞了他们后才摔倒的。坐在吴姓司机的三轮摩托车上的同村村民表示司机只是超车，并没有撞到老人。在2011年6月3日，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吴姓司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并且要承担本次事故原告损失的70%，赔偿原告69602.4元；原告承担次要责任。后来吴姓司机不服判决结果而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8月30日中院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12月15日，法院强制执行终审判决。

2013年12月11日承德一辆公交车上，在下班时间，车上人较多，没有空座。这时，上来一位老太太，颤颤巍巍的。一个十多岁、学生模样的女孩看到后，立刻站起来，给老太太让座，就在老太太将要走到座位前时，已经起动的公交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还站着的老太太不慎摔倒。女孩见状急忙上前搀扶，然而，老太太却“哎哟”着怎么也不起身，还埋怨小女孩，“你不给我让座，我就不可能摔倒，现在我摔坏了，你得负责。”要求女孩赔偿医疗费用。遭遇突发变故的小女孩不知如何处理，只好打电话叫来了母亲。小女孩的母亲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此事不是小女孩的责任，然而，老太太却不依不饶，小女孩的母亲只好给了对方200元钱，然后带着女儿离去。

此类事件还有很多，似乎自从南京彭宇案之后老人一下子都变坏了，从而使得再有老人跌倒时别人不敢去扶，因此也发生了许多老人突发疾病倒地无人敢扶而死亡的事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似乎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正在越走越远，老人真诚和善的美德也逐渐在消失。

老人真的变坏了？有人说现在的社会太崇尚金钱，什么都是以利益为导向，所以老人才变坏。这显然是错误的论调，假如这个社会使得老人变坏了，那么同样会使得年轻人变坏，如果年轻人和老人都变坏了，那就是整个社会变坏了，在整个社会变坏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指责老人变坏了。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好的，同时变坏的老人也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说老人变坏了。虽然“坏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为了特定的利益，说白了都是为了讹钱，但绝大多数老人并不会因为能讹到钱就改变自己的品德，因此社会并没有使老人变坏。

不是老人变坏了，那就是坏人变老了。坏人什么时间，什么社会，社么年龄段的人都有，只是以前的坏人到年龄大的时候要不变好，要不内敛了，而进入现在老人这个年龄段的坏人并不曾变好，也不曾内敛，所以就有了坏老人。现在进入老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是生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而那个时期的人都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把人性中最恶的部分激发了出来，虽然运动结束了，但人性中的恶却遗留了下来。

这代人在他们的成长时期，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匮乏”，物质匮乏与精神匮乏并存。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却正好遇到“三年困难时期”，食品短缺和饥饿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物质观念的形成。哪怕到了物资充裕的时期，记忆中的“匮乏恐慌”还是会使他们试图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而为了物质甚至不惜大打出手甚至铤而走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所有的人都有“偷”的行为，偷粮食、偷蔬菜、偷燃料等，因为那个年代个人什么都缺，但集体却储量很充足，所以偷集体的就成了大家默认的行为。后来由偷演变成了文革中的抢，为了物质的占有而发生武装冲突。而所有的偷和抢在那个时代都是正常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时间长了就演化为一种行为习惯保留在一部分的人格中。

与物质相对应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层面的“匮乏”则比物质的匮乏更甚。在物质长期匮乏的背景下，人类的活动唯一目的几乎就是生存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伴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观念又不存在，为了生存下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那个年代道德是没有底线的，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孝敬父母，邻里和睦，乐于助人等都被抹杀，唯一的底线就是生存。斗老师，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揭发，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人性格存在缺陷是一种必然。

除了生存的争斗就是单调的政治宣传，不能接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不能享受社会关爱，不能接触新事物，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人是群居动物，品行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和周围的长辈言传身教，靠的是耳濡目染。恰恰是这一代人，成长期间有许多空白，也有很多盲点，最该接受道德哺育、情操导引、汲取文明的时候，不是浩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等到当了父母辈或者祖辈，以身作则，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为老不尊，则更成了一景。

有因必有果，那个年代的人进入了老年便有了现在的“坏老人”，所以说是坏人变老了。

对于坏人变老的现象国家有必要做一定得引导和制度的保证，使社会道德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讹诈和冷漠一旦成为道德的一部分那影响的将不会仅仅是一两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