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准备写一篇关于壹基金和红十字会的文章，但是无意中看到网易的这篇文章，觉得写得很有水平，于是打消了自己写的打算，直接转过来。以下为网易署名为为纸老虎的博客全文。
四川芦山地震，正在引出大陆各方面的问题。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所有人都懵了，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而雅安地震一开始，政府利用过去五年学习到的管理经验，迅速掌控救灾的主导权，从而使得地震现场发生的一切，都是国情展示。
地震发生后，公益机构的反应是相当快的，而民办机构又要快过官办慈善。壹基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入到震区，然后就是一波接一波的捐款热潮，而且每笔数额都在几百万元上下。同个时间段里，红会受捐赠额度只有壹基金的百分之一上下，一场持久的羞辱不期而至。
由此，舆论继续将官办慈善与民间公益区别看待，一个是坏的，一个是好的。这种人心向背，在几年就开始了。雅安震灾将这种印象大大强化，而且不是通过郭美美事件这样的丑闻，是通过再一次的灾难来实现的。民间公益人因此确立了相当的信心。
对红会与壹基金的褒贬有别，其实造成了更多的反应。对红会而言，它不能忤逆舆论要求，对于任何指责都要改正。观者对红会的苛责，借助震灾现场，达到了极其严厉的程度。红会一面受到嘲笑打击，一面要带着不忿展开工作，要说没怨恨，鬼也不信。
赵白鸽在担任红会最高领导后，对红会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比如收归地方红会的任免权。但从芦山地震看，这些本身就遭到内部抵抗的革新措施，不仅在红会品质的改造上几无建树，而且对红会的实际能力也无显著提升，红会的专业化远不如壹基金。
壹基金与红会有着很大的渊源，前者原本是以项目的身份挂靠在红会下，然后将大本营放在上海运作。这种挂靠是大陆公益圈的普遍做法，免费午餐、老兵回家、大爱清尘等都采取了这一变通的手段。没有红会，就没有壹基金，这不是李连杰的客气话。
但壹基金无论做多大，都要触碰天花板，红会没有帮助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一旦壹基金做大，处在红会卵翼下，覆灭风险是时刻都有的。难怪有段时间，李连杰以必死之心对外发声，也印证了两者的爱恨情仇。如此，壹基金对于身份、对生存的渴望比谁都强烈。
深圳向李连杰伸出橄榄枝，壹基金落户深圳。这么一来，壹基金解决了独立身份，即使不能做全国公募，但地区公募加上定向公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壹基金终于南下的原因。不过，生存危机仍然笼罩，李连杰作为世事练达之人，开始在深圳构筑安全带。
壹基金的募款对象，绝大多数是大陆行业的领头羊，比如阿里巴巴、比如王石、冯仑等人。李连杰通过与大陆第一流的商界人士建立联系，以专门委员会的形式运作壹基金，将公益与商业力量、现代企业制度捆绑在一起。从目前看来，这是李连杰或壹基金保持不败的关键。
壹基金就具备了民办与商办的混合属性，其规模实力只有100年前沈敦和时的红会可比。这种属性或许在别的NGO那也有，但要做到如此强度的，除了阿拉善之外，独此一家。况且阿拉善只是企业家的联盟，与民众联系不大。但壹基金同时对民众与商界开放，这种模式在大陆相当少见。
所谓冤家路窄，汶川地震后官办慈善与民间公益的分野，在雅安地震的时候，竟然直接转换为红会与壹基金的“针锋相对”。这在公益圈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考量两者的力量对比，已经超出了公益范围，而受到更广泛的标准衡量，比如社会维稳。
以红会为代表的官办慈善，是大陆构建公益体制的主要骨干。以慈善入手，强化对社会领域的影响力，这是官办公益的一个任务。但，壹基金挑战了这个权力安排。壹基金被民意抬上了高台，成为社会民意的机构代表。以李连杰黑白两道的经验，风险自知。
对当局来说，是无法直接对壹基金做出动作的，尤其是在现有的赈灾过程中。但体制可以办到的是，为红会等官办慈善创造更多在场机会。因此，雅安现场传出排斥民间志愿者、民间团体的情况，符合这个逻辑。强化官办慈善的赈灾主体地位，正在被贯彻执行。
对赈灾资源进行管束，将民间资源纳入官方主渠道，从汶川地震后就开始了，手段就是宣布官办慈善作为唯一有资格接收善款和物资的主体。这个手段，在雅安地震中有可能会被继续沿用，而且会更加有精细化的操作，目的就是全面封堵民间公益的介入渠道。
现在，大陆无论官办还是民间的公益机构，都已经展开了募捐竞赛。从一些数据看，在自愿自发的情况下，民间团体接收的善款和物资远远超出官办慈善。这种悬殊无疑是民众和企业基于汶川地震的丑闻、赈灾记忆等做出的选择，问题就是，政府会承认吗？
对比两次川震，可以看到，雅安地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纳入了维稳管制。这种管制得益于网络上对救灾无序的舆论引导，到了两天后，五毛对李承鹏的声讨、对日本救援队的诬蔑，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行为。其用意很明显，试图削弱民间和国外赈灾的道德地位。
对震区现场的管控，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定点清场。壹基金应该不会被最早劝走，但那些自发自愿的民间力量，估计很快不能维持在震区的存在。有信息表明，已经不止是红会感到了挑战，强力部门也在密切监视、评估民间赈灾行动，遏制会是主要方针吗？
汶川地震被大陆公益界视作公益元年，言下之意，就是官办慈善倒掉并衰微的元年。但官办慈善有制度和政策优势，民办公益的完全独立还有待时日，可只要开了这个头，民意顶托，就会走的更远。更何况，诸如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官办公益已经有了成功转型。
红会与壹基金的相遇—分开—重逢的过程，恰恰是大陆公益慈善发展五年来的真切缩影。不是壹基金在逼迫红会，也不是壹基金走的太快，而是红会受制于制度依赖，走得太慢了。就像长跑比赛，看似两者并行，实则上所走的名次可以有极大的差距。
壹基金背后有商团在支撑运作，红会则仰仗制度优势，是慈善举国体制的集大成者。最理想的状态，是放下体制成见和偏见，为了公益实现“四化”（去行政化、去垄断化、专业化和透明化），这就是所谓因公益而共和。但红会已经回不了头了，这也不是它自己能决定的。
历史地看，大陆红会创办初期的三四十年，上海商团与北京政客之间激烈较量，政商相争，直至抗战时彻底收服红会。而今，红会重新经历官商角斗的历史，只不过对手转在外面。壹基金成为红会逾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非政治对手，若沈敦和在世，赵白鸽何以自处？
以上博文转自纸老虎网易博客，原文链接为http://blog.163.com/szb_nfdaily@126/blog/static/691562172013322864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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