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没有事，看了一个电视剧《生死线》，之所以看它，是因为迅雷中很多人推荐他，点评说有多好，甚至有人说他看了十多遍。打开一看，是一部抗战片，讲的是日本占领长三角某港口城市后的敌后抗战故事。故事主线围绕一个共产党员团结、改造、感化一个国民党军官及一群地方黑恶势力和部分群众后组成敌后抗日力量，进行长达七年的敌后抗战活动。整个剧目长达48集，浏览完用了大约十个小时的时间，整体感觉故事突出的主题为，国军很无能；群众很无知；日本人很愚蠢；共产党员很英明；共产主义信念很坚强；共产党员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很成功。
48集电视剧很是拖沓冗长，如果该剧目能够压缩至18集或者10集也许更有观赏性。在剧中反复强调日军在强大优势兵力下被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抗日力量打得团团转，抗日人士总工死亡约700人，击毙日军约200余人（不计最后大会战中歼灭的日军），这一比例接近抗战中中日两国军人伤亡的比例。但是在剧目中并没有很好地表现战争场面，而是用几句话交代了双方七年的战争损失，而大量的画面都浪费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的抗日小组十多人凭借步枪和手枪同日军交战的场面，且在交战中每次都能获得巨大胜利。粗略统计了下，在剧中能够数清楚的被抗日小组击毙日军大概160人左右。换句话说，剧中主要表现的十多人抗日小组成功消灭了160名日军，其余700人的牺牲只换来约40名敌人的死亡（这40人中也许还有部部分为十人小组所歼灭，因为电视剧的时间是跳跃的，也许在没有演的那天十人又歼灭了一队日军，如果那样这700人牺牲的可真冤枉）。
剧中表现的人物分作两种类型，一种为具有金刚不坏身的，另一种为纸糊的稻草人，金刚不坏身可以胸部被步枪近距离击中后第二天起来和人吵架，也可以挨炸弹后一个侧滚便卸去爆炸力，而稻草人则会在挨一拳后一命呜呼，也可在几百米外被手枪狙杀。中国人拥有金刚身，而日本兵则为稻草人，只可惜拥有金刚身的中国人太少，而拥有稻草人的日军却太多，以致使敌后抗战打了七年之久。整个剧目结束时日军住沽宁一个大队1100被我国军民全歼，另外在港口美国飞机又炸死数目不详的日军若干，在出海口又被美国潜艇击沉两艘运兵船，具体数目不详。但二战时主流运兵船已经可以搭载步兵万人左右，如果按照这一数字估算，被美国击沉的两艘运兵船中搭载的日军应有两万人左右。
另外据新华网报道，2012年，横店影视城有48个剧组拍抗日剧。群众演员共计30万人次，其中60%在抗日剧中演过“鬼子”。新年伊始，横店的抗战日剧拍摄依然有增无减。据横店影视城影管公司对媒体透露，目前正在横店拍摄的还有9部抗日剧。据估算，到目前为止横店影视城已经歼灭日军2亿余人，加上国内其他影视城，估计已经歼敌7亿人以上。
把抗战剧拍成偶像剧，拍成娱乐剧是目前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艰苦的抗战岁月到了影视剧里面就变的如此轻快。战争的残酷变成了日本人性的残忍，抗战的胜利归结为部分超人的表演，这就是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无法面对抗日战争的前期失败，而刻意放大日本人人性的残忍，从而掩盖其战略战术的成功；故意虚造强大的英雄而掩饰战略战役的失败。没有勇气面对失败，从而丑化对手，夸大自己，歪曲事实，这就是我们的精神胜利法则。
真实的二战歼敌数目是多少呢？现在大陆和台湾的说法不一，和日本的说法也不一。但认可人数比较多的为抗战中国公两军共歼敌72万，其中国军歼敌50万，共军歼敌20万，民间人士歼敌2万。而共产党军队前期只歼灭日军5万余人，其余15万是在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共军在东北配合苏军歼灭的日军。抗战中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高级将领129名，其中国军击毙124名。
由此可见，在抗战的前八年，共产党军队总工才歼灭日军5万人，这些主要还是八路军歼灭的。因此对于敌后武装到底总共歼灭日军多少人可以做一个推断，总数肯定不会超万人。而现在一部电视剧，一个中国不知名的小城市或小山村动辄便歼灭日军几千人，狙杀日军高级将领若干名，显然是极大的夸张。
以下内容为转载自豆丁文库，以供参考，原作者不详：
《抗日战争中歼敌数量考证》
共产党方面：
1937年
1、平型关战斗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著：《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
八路军战报：歼日军千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938年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军战报： 歼日伪军14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八路军战报： 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5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 毙俘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939年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3、115师陆房突围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宫崎部队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1940年
18、平西区1940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日军飞机1架
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0人，皇协军伤亡22人（《华北治安战》）
19、冀中1940年春季反全面“扫荡”作战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华北治安战》）
20、抱犊崮山区反“扫荡”（亦称鲁南区1940年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 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58人（《华北治安战》）
21、129师白晋铁路破击战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9人，皇协军伤亡12人（《华北治安战》）
22、晋西北1940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4490余人俘53人（内含日军11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107人，失踪3人，皇协军伤亡失踪201人（《华北治安战》）
23、冀中1940年夏季“青纱帐”战役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39人（《华北治安战》）
24、百团大战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25、太行区1940年秋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 歼日伪军2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44人（《华北治安战》）
26、冀中1940年冬季攻势
八路军战报： 歼日伪军2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27人，皇协军伤亡59人（《华北治安战》）
27、太岳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6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7人，皇协军伤亡15人（《华北治安战》）
28、晋西北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4人，皇协军伤亡102人（《华北治安战》）
国民党军方面：
1、凇沪会战
国军1937年战报：日军伤亡6万余人；孙元良个人在2005年估计日军伤亡4到5万。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公布自身死亡9115人，伤31157人，共计伤亡40672人.但是日本在1960年到1970年又公布：日军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2、太原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2.6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南京保卫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6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徐州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承认伤亡3.2万余人，在1960年日本官方承认日军伤亡5.7万余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5、武汉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0万余人
日军战报：自身伤亡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6、随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7、枣宜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3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8、南昌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3、上高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病减员60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4、晋南（中条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900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5、第二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也有说4万）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6、第三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伤亡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7、浙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714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8、鄂西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4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9、常德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2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0、豫中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335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1、长衡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6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6万余人（双方数字惊人的相似）（《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2、桂柳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1.6万余人（《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23、缅北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4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和《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为同一本书，都是日本防卫厅在20世纪60、70年代编写的，是日本军事院校的教科书。以上日方的资料全部来自日本国内。
中国内地的国民党军不能全歼日本一个联队，那么共产党游击队行不行？也不行。中国共产党军队抗战中的主力是华北的八路军，但据战时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参谋回忆，华北日军平均每年损失仅1.8万人。而据日本权威战史《大本营陆军部》、《华北治安战》等宣称，1940年华北方面军战死5456人，受伤12386人，与1.8万人这个数字相当吻合。何况1940年八路军还发动了“百团大战”，这一年日军伤亡数应高于其年平均伤亡数。算上新四军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估计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总数应不超过20万人，其中击毙者应不超过5万人。
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经历过惨重的失败，它的武装力量只剩下4万余人，根据地也只剩下陕北一隅之地。而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它奇迹般地创造出127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十分明显，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中共的成功，无疑包含着一系列重要的主客观因素。而它能以数万武器简陋之师，坚持周旋在有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的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策略的成功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限于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日军也无法形成较大的歼灭战。
（1）平型关战斗击毙日军不到200人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伏击日军第5师团一部的平型关战斗，被称为“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然而我们对该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歼灭日军的部队番号，从1个精锐旅团下降到1个大队和辎重部队；歼灭日军的人数，从一万、五千下降到三千、一千。但是根据日本史料，平型关战斗击毙的日军，不到200人。
平型关一战是1937年9月25日爆发的，第二天，即9月26日上午，毛泽东接到捷报后，当即草拟了夸大宣传的战报，并以八路军参谋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等报捷，全国各大报纷纷刊载，如：“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勉无前，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沙、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缴械，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现残敌溃退至小赛村，我四面包围中。八路军参谋处。宥（注：指9月26日）。”
26日中午11时，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说明：“已用八路军参谋处名义用有线电、无线电发出简单捷报，只说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一部俘虏，车辆枪炮缴获甚多，正清查中等语。”毛并提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毛泽东致朱彭任并告林聂电》，1937年9月26日）。
由于这时朱、彭已将战果上报南京蒋介石和阎锡山，内容仍然是“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等，故对毛泽东把击敌数扩大到万余，且声称俘虏千余等，他们显然认为不妥。接电后，朱、彭两人当晚即联名复电提出：“昨天的胜利对国民党、对外宣传，我们意见不必扩大，以我们本日致蒋阎电为好。”（《朱彭致毛泽东并告林聂电》，1937年9月26日）。
但是，正如毛电已经说到的，由其亲拟的捷报早已发出，只是因为缴获问题要和前方统一口径，故才去电朱、彭商量，此一说法已难以收回了。结果，中共方面当天在给南京当局的电报中就出现了延安和前总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平型关战斗捷报，而中共方面乃至于各方报纸上，自然也都是以毛泽东的捷报为准。所谓平型关一战歼敌万余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而1937年11月20日由中共中央所属的抗战出版社发行的《第八路军》一书是这样报导的：“二十五号那天，敌人著名的板垣师团的第十和二十二联队，进入平型关战毕，我军俘获敌人一千余人，敌伤亡在五千以上，我军又夺得坦克车、装甲车及马车共七十四辆。”
80年代前的内地史书，将歼敌数字再改为三千人。普遍的描述是：“九月二十五日，天色微明，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兵力部属已隐约可见。这时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四千人，一百余辆汽车，两百余辆大车，走入我们的伏击圈内，大约五时半光景，战斗开始了。在这次战斗中，歼灭日军三千多，毁汽车一百多辆，大车二百辆，缴获九三式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步枪一千多支，掷弹筒二十多个，战马五十三匹，日币三十万元，棉大衣一万五千多件，其余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大衣，就够一一五师每人一件。我军伤亡近千人。”
90年代中期后，歼敌数字改为一千人：“此役一一五师共击毙日军精锐第五师第二十一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由此可以看到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逐渐缩小的脉络，主要有几处大修改：歼灭的日军部队，从“第二十一旅团主力”改为“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日军损失，从“与敌万余人激战”、“敌伤亡在五千以上”，到“歼敌三千，毁汽车一百多辆，大车二百辆”再到“歼敌一千多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毁汽车一百余辆”。90年代有的著作，歼敌数字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然而根据日本史料考证，平型关战斗，八路军歼灭的日军是第5师团后勤部队（日军称为辎重、兵站部队），击毙日军不到200人，包括2名中佐。
据日本史料记载，平型关战斗，日军第5师团遭伏击的是从前线灵邱回来的兵站汽车1个中队，以及开往前线的第21联队“大行李”和护卫的1个小队（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52页）。所以平型关战斗，八路军伏击的是两路对进的日军小部队！两路日军同时进入包围圈而遭八路军分别包围，其中较弱的一路被全歼，另一路则遭重创。
据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一书（1967年5月25日，由中央公论社印行）第13卷第120页记载：“驻灵邱日军第21旅团部接到第21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21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50匹、大车70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12中队第3小队长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15人，特务兵70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5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司令部小型木炭汽车同行……此一时刻，新庄淳中佐所率领之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领第2中队176人，乘日产卡车50辆在前，中西次第八少佐率第3中队30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与兵站要员6人、士兵15人，走在队伍最前头（车队总共有81辆卡车）。此两支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的汽车队，均于25日10时以后，进入第115师的埋伏陷阱。……”
因此进入伏击圈的日军，是从两个入口来的，分属两个部队！一个是从平型关返回灵邱的第6兵站汽车队，明确有记载的是新庄淳及与其同乘卡车的随从人员共22人，和矢岛俊彦大尉率领的第2中队176人，共计198人。那么，中西次第八少佐的第3中队有多少人呢？从其乘坐30辆卡车推断，著名学者杨奎松认为有110人左右。那么，这路日军应超过300人，计乘81辆汽车，从西向东进入八路军伏击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新庄淳中佐；第二个是携带大批弹药，衣物，粮食等物资从灵邱向平型关前线支援的步兵第21联队辎重部队（大行李队），86人，70辆大车，由桥本顺正中佐率领。两路日军都是作为指挥官的中佐走在前面，因而这2名中佐战斗中都是首当其冲被击毙。
桥本顺正这路日军在雨后湿滑的小道上行动不便，大车无法行走，日军纷纷下马推车，这时，八路军发动猛烈袭击。据日本原《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川所著的《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在《丸》杂志上连载）记载：“林彪的部队在通路两侧的山崖上等待埋伏，攻击发起后手榴弹步枪齐发，无武装但多乘马的大行李首先遭到痛击全部溃灭。桥本参谋，高桥少尉等指挥卫队奋力迎战，结果全员战死。”
桥本这一路大行李队的日军86人被全部击毙，问题是这个21联队的“大行李”，据某些人考证，大行李是日军一个独立单位，相当于兵站（日军旅团才有兵站，联队只有大行李），编制约100人，主要是后勤文职人员。那这样桥本顺正这一路日军就有近200人而不是86人。但据网友“萨苏”等考证，这个“大行李”的人员日本史料中称为“荷物”，带有污辱性，不应该指日军。我认为，根据日本史料称，在平型关遭到伏击的，除日军外，还有随行的300多名进行后勤运输的朝鲜劳工（二战中日军普遍使用朝鲜劳工作后勤运输工作，在太平洋战争的历次战役中均有提及），日军战史也称桥本这路日军有民夫，且没有配备武器（《滨田联队史》，第97-106页）。还有些人认为该路日军只有15名辎重兵赶70辆大车不可能，疑为150人之误，著名学者杨奎松也持这一观点。但上面已经解释清楚，赶车的应为朝鲜劳工。加上这300多朝鲜劳工，此路日军人员应有400多人，全部被击毙。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朱彭关于平型关战役大捷致南京大元帅蒋电》，1937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81）。
对于新庄这路从平型关方向前来的日军，显然出乎115师预料。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115师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1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李天佑：《首战平型关》，载《八路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新庄淳中佐首当其冲被击毙，但考虑到被袭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的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及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新庄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据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一书记载：“至下午战事结束，日军第6兵站汽车队计损失卡车75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43人战死，34人负伤。”因为新庄这路日军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且出乎八路军意料，故能逃出伏击圈，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
综上所述，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伏击的日军，主要是日军辎重队和汽车队，并非战斗部队。关于此点，参战的115师685团战斗详报即有明确的说法。它指出：“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均归二十一旅团长指挥”。（《（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1937年10月12日）。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八路军此次作战，也进行了相当时间的阻击作战（非歼灭战或伏击战）。其作战对象，是日军的战斗部队，即前来援救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第21联队第3大队。战斗当天上午11时左右，正在担任平型关正面进攻作战的日军第3大队已得知汽车队遭到伏击，曾立即出动包括机关枪中队主力在内的将近3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但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参见步21会：《滨田联队史》，日本（未见出版单位）1973年11月版，第97-104页；儿岛襄著：《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第122-125页）。所以八路军此次作战的对象中不仅有日军野战部队，而且有相当强的自动火器部队，说与之作战的日军中有第3大队也并不为过。但笼统地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歼灭“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容易给人以八路军以歼灭日军战斗部队为主的印象，这却并不准确，因为第3大队是解围部队，并不在伏击圈内，遭到伏击的只是日军辎重部队。
平型关战斗，伏击战击毙日军人数为129人（桥本一路86人和新庄一路43人），还有就是解围的日军第3大队，9月25日共伤亡98人（死亡38人，受伤60人，见《滨田联队史》，第115-117页），因当日第3大队并无与国民党军激战，故此数字可全部算入平型关解围战的损失。如此则平型关战斗日军总计死亡167人，受伤94人（共261人），即日军被击毙数不足200人。90年代以来内地的某些著作宣称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为500-600人，是算入了300多名朝鲜劳工，但我认为朝鲜劳工是不应该计入战果的。据解放军权威战史专家宣称，此战八路军系居高临下实行伏击，却伤亡800人，还多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骨干。此役八路军伤亡大致为日军伤亡数的3倍，其中干部伤亡的比例尤其大。
所以平型关战斗，八路军击毙的日军不足200人，缴获也不多。战斗发生五年之后，1942年12月18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时彭在党内接替杨尚昆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太行区营级及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他说：“关于群众游击战，是从平型关战斗之后，更加认识到其重要性。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1943年8月20日出版之党内刊物《真理》第十四期）。据此，原来所称“缴获步枪千余支”，亦系夸大十倍。平型关战斗是共产党敌后游击战的第一场战斗，象正面战场淞沪会战一样，故叙述多一些，有关此次战斗的具体考证请参见杨奎松所著的《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也希望各位网友寻找史料进行考证并交流。
共产党游击队主要由于武器装备差，弹药稀少，不可能打更大的歼灭战。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共产党游击队敌后抗战史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共产党游击队所打的歼灭战，大都集中在1939年以前。而日军当时在华北的部队，大多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野战师团（如第5、20师团等）。1939年以后，日军在华北的部队已多为战斗力只属三流的“治安”师团，还有四流的独立混成旅团，而共产党军队反而打不成较大的歼灭战了。怎么解释？那是因为，1939年以前，共产党军队尽管数量不多，却以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骨干，作战又极为灵活，战斗力极强。但是由于日军作战极为顽强，我歼灭日军往往消耗弹药极大，以致弹药严重缺乏；我军扩大极快，八路军参战时仅5万人，而1940年夏秋时总兵力已达40万人，部队骨干大为分散且武器不足，一时战斗力减弱；加上日军已逐渐熟悉我之游击战术，故虽然日军战斗力也有下降，但我军消灭其却更困难。最著名的1939年11月黄土岭之战，我军合围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1500人，尽管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仍然长时间不能解决战斗，在毙伤日军900人后被迫撤围而去。杨成武回忆，此战我军消耗子弹11.6万发，缴获不过2.3万发，得不偿失。而被围日军尽管指挥官阵亡，但并不慌乱，仍“沉着战斗”等待援军。此战之所以没有达成全歼，是因为被围日军“数量太多”。（以上见《杨成武军事文选》）。
抗战中我军歼灭日军极为困难，而且日军处于绝境时往往毁坏重武器、砸坏枪支（日军步枪上有菊花徽章，是天皇的象征，不能落入敌手），故与日军作战我军武器弹药耗多补少，只能在打击伪军时缴获物资，积累数月才可与日军一战，作战受到极大限制，也就无法象解放战争那样歼灭战越打越大、完成力量积累的良性循环。
1940年夏，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到50万之多，毛泽东因此不再满足于原来设想的通过抗战发展20个师的设想，开始考虑在战争期间就努力改变敌我乃至友我之间的力量对比。他告诫说，不论是对日本，还是对国民党，今天的中心问题都是军事力量的大小优劣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50万军队，从质量上看“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决定因素”。现在国内人心日益离开国民党，日益仰望我党，但在数量上我们的军队还只是国民党250万军队的五分之一。只有当我们真正在军事力量上取得优势，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因此，6月底，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在50万兵力基础上再迅速扩军30万，准备尽快达到100万，再努力争取造成200万大军的设想。他明确认为：“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看谁质量更好，以决胜负之谁属。”故今后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心之点是二百万军队，如何争取军队是我们应苦心思索的问题”。（《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13页；《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8日）。
1940年春，随着在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华北敌后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军华北方面军已经注意到“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的现实危险性，因而决定将讨伐重点全面指向八路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245页）。华北方面军所属14个师团中约10个师团开始了针对华北的八路军以及对华北地区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所谓“肃正作战”行动。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压力，不仅使八路军继续大规模扩军成为不可能，而且使其继续保持现有根据地和现有规模的军队也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到1940年6月底，不仅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土地开始变为游击区，就连八路军最后控制后一点产粮区和在太行山北段刚刚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基地，也因日军进占不退而难以保持。如何才能将敌人赶走呢？八路军领导人显然认为：“只有在敌占区内积极动作，才能巩固基本根据地”。鉴于此，八路军总部于7月下决心在敌人要害地区组织较大规模的破袭战，迫敌退守。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的由来。
8月20日，战役正式展开。参加战役的正规部队共22个团加总部1个炮兵团，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部队加入，“总合兵力共约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以便对外扩大宣传”。（参见《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8页）。整个百团大战，八路军总共伤亡人数不应少于其12月上报国民政府的2.2万人。而日本军队方面的伤亡数字，从其有关的战史记录分析，则远不足1万人（参见《华北治安战》（上），第295-319页）。
百团大战规模之大，动员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取得战果之巨，确为前所未有。其作战形式，除破袭战外，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的应用也相当普遍。这场战役无疑是对这一时期敌后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总体军事对抗能力的一次实际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这时的八路军尽管能够无比坚决和勇敢地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但其军事实力此时还不适宜对敌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1940年后，日军已敢于以一个大队兵力在我根据地纵深孤军穿插，我军却不敢下决心打。发起百团大战时，八路军总部估计敌人兵力极为有限，难以破坏我战役进展，故而再三提出除尽可能彻底地破坏敌人各种交通线路和设施之外，务必集结最优势兵力歼灭日军一两个大队，以挫敌锐气。但百团大战期间的战斗十分艰苦。如涞源东团堡战斗，晋察冀军区出动1个团，防守日军为独立混成第2旅团士官教导大队170人，抵抗达两天两夜，残余27人跳火自焚。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八路军转入攻坚战，日军也进行报复作战。2005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亮剑》中一开始就表现的李云龙独立团围歼日军冈崎大队的李家坡之战，其历史原型就是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血战。
10月25日，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多人携400民夫，冲入山西省黎城县东南的黄崖洞，破坏了该处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水腰兵工厂，守卫黄崖洞口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朱德警卫团）的连长不战而退。彭德怀大怒：“擅离职守，将连长枪毙！”总部特务团执法队遂将该连长就地枪决。彭德怀为打击日军气焰，下定决心全歼冈崎大队，不惜动用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下属的陈锡联的385旅、陈赓的386旅、薄一波的决死第1纵队和新编10旅等4个旅10个主力团兵力。10月29日，冈崎大队经左会进到蟠龙以东，准备返回武乡，期间察觉形势不妙，立即停止前进，迅速抢占易守难攻的险隘关家垴，紧急抢修工事，准备迎战。当晚，彭德怀指挥129师主力10个团将冈崎大队包围，部署是385旅和新10旅为右纵队，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占领关家垴西北和西面阵地，堵死敌西逃之路；386旅与决死1纵队38、25团归陈赓指挥，占领关家垴南面及东南面阵地；总部特务团（缺山炮连）由彭德怀亲自指挥，控制关家垴东北面阵地；总部炮兵团3营及特务团山炮连在关家垴东南占领阵地，为上述各部提供火力支援；拟于次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谁知20日深夜，冈崎大队组织1个中队的兵力突然袭击关家垴西南之凤垴顶，我决死1纵队38团与25团正在调整部署，疏于防范，以致阵地失守。于是，陈赓迅速命令386旅16团、决死1纵队38、25团各以一个营进行反击。日军顽强抵抗，我军四次冲锋均被击退。日军遂以两处制高点互为掎角，固守待援。30日凌晨4时，我军按原计划向敌发起进攻。我炮兵首先集中所有山炮及迫击炮猛轰敌前沿阵地，随后386旅769团从西北、总部特务团从东北、386旅772团从东南、决死1纵队25团由南面一齐扑向关家垴。但战斗一开始就不顺利，日军用机枪和掷弹筒封锁了仅有的一条通住垴顶的不足1米宽的窄路，攻击部队遭到严重杀伤，担任主攻的772团1营仅剩80余人，385旅14团和决死1纵队38团对凤垴顶的攻击也同时受阻。下午4时，我军第二次总攻开始，共连续发动了18次冲锋，终于攻占了日军第一道防线，但是代价惊人，16团参加进攻的1个营仅存18人，团长谢家庆牺牲。在西面担负助攻任务的新10旅也遭受很大损失，旅长范子侠负伤。战至31日晨，关家垴仍未攻下，而武乡、辽县之日军2500余人也已出动，试图围歼129师主力。刘伯承、邓小平要求停止攻击，但彭德怀火冒三丈：“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熊玉祥：《百团大战》，团结出版社）。刘伯承无奈，只得遵命调整部署，重新组织进攻。这时由黄烟洞方向来援之日军1500人已逼近。彭德怀无计可施，只得命令部队撤离关家垴。是役我军伤亡2000余人，日军阵地遗尸280余人（但日军称冈崎大队仅阵亡61人）。
我们的历史书中均称此战全歼日军冈崎大队，《亮剑》也采用此说法，并不正确。彭德怀在回忆中也否定了歼灭日军的说法，称他率7倍于敌的兵力在野战中力图围歼一部日军，结果激战一天，付出相当大的伤亡却未能达到目的。关家垴战斗由彭德怀和刘邓亲自指挥，名将云集，又动用10个主力团聚歼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但仍未能将其歼灭。我军伤亡极大，许多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大伤元气。这样一场硬拼战，引起了日后军史上对百团大战的争议，也增加了彭刘两位老元帅之间的不和。陈赓在百团大战中看到部队受了重大损失，上级对自己正确意见不接受，还派人督战时，曾潸然泪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对此进行过尖锐批评。1944年4月5日，他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三支的《报告》中提到：到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我觉得不能再打……我问一个问题，这一仗是不是中国革命最后的一战？或对革命有很大帮助？如答复是就打，否则不打。师长来命令叫一定打。”百团大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大规模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副作用。1941年1月，中共中央首先就交通破袭战的战法提出异议。它清楚地看到：敌人控制占领区的交通线实为其既定方针，对其主要交通线，我破袭愈多，敌守备愈强，结果反陷我之交通联络愈加不便。而破袭的结果，因敌之技术优越，修复甚易，担惊受累的只是路旁居民，以致夜毁昼修，不胜其劳。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大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35-36页）。
百团大战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上暴露出来的巨大差距，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印象。毛泽东早就指出：八路军的基本缺点就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然而，在军队和根据地顺利发展的时期，他没有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在百团大战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这种武器弹药方面的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八路军在对日战争中的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在日军已转入进攻的情况下，八路军必须迅速转入退却，这个时候不设法保存自己，反而去大举进攻敌人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在日寇疯狂“扫荡”和进攻的情况下，八路军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就是尽量将大兵团化整为零，尽可能加强地方军及各地的群众武装，最大程度地减少甚至停止集中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这时在其指示中强调指出：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百团大战已经证明，大规模的集中作战，“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反而“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因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主要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军事上着手来进行斗争，尤其应当争取民众，甚至帮助民众应付敌人，通过广泛开展敌伪工作和争取民众的拥护，切实达到隐蔽自己，保存实力的目的。总之，今后一个时期务必要“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24-125，182，212-213，369-370页；参见《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百团大战后日军惊呼应对华北共产党力量“再认识”，遂从南方11、13军分别抽调33、17师团增强华北兵力。虽只有2个师团，却使华北日军得以转用兵力，组成机动力量，对共产党根据地和敌后国民党军轮番“扫荡”，除吸取教训采用新战术外，还实行最野蛮的“三光”，使1941、1942年成为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两年，根据地和人口均大幅减小，八路军从50万下降到30万，而且八路军总部和各大军区、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多次遭日军合击，惊险万分。1942年5月日军在南艾铺合围了八路军总部机关，并从36师团223联队抽调约100名精兵组成“特别挺进入斩队”，事先奔袭八路军总部，致彭德怀副总司令受伤，左权副参谋长光荣牺牲，时年37岁，他是抗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这次突袭战，可视为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的特种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军为变华北地区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指示华北方面军彻底粉碎日占区心脏地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此而始的一系列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得1942年成为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一年，其中最激烈的当属对冀中地区历时两月的“五一”大扫荡。
冀中地区因富庶向来被视为八路军的衣粮库，在地理上亦是四战之地，连通平、津、保、石诸地。日军在使用声东击西之计，对周边地区发动佯攻扫荡后（亦为建立对冀中可靠的包围网），于1942年5月1日由冈村宁次大将亲自指挥华北方面军3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突然包围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正规部队（吕正操所部）、军区机关全部陷入敌军“铁壁合围”。由于日军在人数及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冀中八路军主力不得不化整为零，包括军区机关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开始突围作战。冀中军区部队、机关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过半（伤亡4671人）。地方武装（县大队，区中队）全部瓦解（损失5300余人），政权全遭破坏。由于日军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冀中百姓死伤达5万余，几乎可说是“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后来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小说和电影如《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等，多以冀中“五一”反扫荡为题材，从中可见当时战斗之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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