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书中均称此战全歼日军冈崎大队，《亮剑》也采用此说法，并不正确。彭德怀在回忆中也否定了歼灭日军的说法，称他率7倍于敌的兵力在野战中力图围歼一部日军，结果激战一天，付出相当大的伤亡却未能达到目的。关家垴战斗由彭德怀和刘邓亲自指挥，名将云集，又动用10个主力团聚歼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但仍未能将其歼灭。我军伤亡极大，许多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大伤元气。这样一场硬拼战，引起了日后军史上对百团大战的争议，也增加了彭刘两位老元帅之间的不和。陈赓在百团大战中看到部队受了重大损失，上级对自己正确意见不接受，还派人督战时，曾潸然泪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对此进行过尖锐批评。1944年4月5日，他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三支的《报告》中提到：到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我觉得不能再打……我问一个问题，这一仗是不是中国革命最后的一战？或对革命有很大帮助？如答复是就打，否则不打。师长来命令叫一定打。”百团大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大规模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副作用。1941年1月，中共中央首先就交通破袭战的战法提出异议。它清楚地看到：敌人控制占领区的交通线实为其既定方针，对其主要交通线，我破袭愈多，敌守备愈强，结果反陷我之交通联络愈加不便。而破袭的结果，因敌之技术优越，修复甚易，担惊受累的只是路旁居民，以致夜毁昼修，不胜其劳。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大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35-36页）。
百团大战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上暴露出来的巨大差距，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印象。毛泽东早就指出：八路军的基本缺点就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然而，在军队和根据地顺利发展的时期，他没有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在百团大战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这种武器弹药方面的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八路军在对日战争中的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在日军已转入进攻的情况下，八路军必须迅速转入退却，这个时候不设法保存自己，反而去大举进攻敌人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在日寇疯狂“扫荡”和进攻的情况下，八路军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就是尽量将大兵团化整为零，尽可能加强地方军及各地的群众武装，最大程度地减少甚至停止集中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这时在其指示中强调指出：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百团大战已经证明，大规模的集中作战，“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反而“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因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主要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军事上着手来进行斗争，尤其应当争取民众，甚至帮助民众应付敌人，通过广泛开展敌伪工作和争取民众的拥护，切实达到隐蔽自己，保存实力的目的。总之，今后一个时期务必要“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24-125，182，212-213，369-370页；参见《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百团大战后日军惊呼应对华北共产党力量“再认识”，遂从南方11、13军分别抽调33、17师团增强华北兵力。虽只有2个师团，却使华北日军得以转用兵力，组成机动力量，对共产党根据地和敌后国民党军轮番“扫荡”，除吸取教训采用新战术外，还实行最野蛮的“三光”，使1941、1942年成为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两年，根据地和人口均大幅减小，八路军从50万下降到30万，而且八路军总部和各大军区、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多次遭日军合击，惊险万分。1942年5月日军在南艾铺合围了八路军总部机关，并从36师团223联队抽调约100名精兵组成“特别挺进入斩队”，事先奔袭八路军总部，致彭德怀副总司令受伤，左权副参谋长光荣牺牲，时年37岁，他是抗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这次突袭战，可视为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的特种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军为变华北地区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指示华北方面军彻底粉碎日占区心脏地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此而始的一系列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得1942年成为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一年，其中最激烈的当属对冀中地区历时两月的“五一”大扫荡。
冀中地区因富庶向来被视为八路军的衣粮库，在地理上亦是四战之地，连通平、津、保、石诸地。日军在使用声东击西之计，对周边地区发动佯攻扫荡后（亦为建立对冀中可靠的包围网），于1942年5月1日由冈村宁次大将亲自指挥华北方面军3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突然包围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正规部队（吕正操所部）、军区机关全部陷入敌军“铁壁合围”。由于日军在人数及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冀中八路军主力不得不化整为零，包括军区机关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开始突围作战。冀中军区部队、机关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过半（伤亡4671人）。地方武装（县大队，区中队）全部瓦解（损失5300余人），政权全遭破坏。由于日军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冀中百姓死伤达5万余，几乎可说是“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后来有关抗日游击战争的小说和电影如《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等等，多以冀中“五一”反扫荡为题材，从中可见当时战斗之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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