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北京交通限行

北京今日又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外地车辆限行政策，大意为外地车辆高峰时段进入北京五环内道路将罚款100元，并扣三分（高峰时段指早7点到早9点，晚5点到晚8点），比原来只罚款100元更为严厉。这次规定的出来很仓促，在没有广泛公示的情况下就出台了，从而导致部分司机因为不清楚规定而受罚。

先不说规定的仓促出台是否合乎“规定”，单拿规定出台的动因来说，也并非无可诟病。根据官方的说法，此规定的出台是为了缓解上下班高峰的拥堵情况，但是该限行已经实施了一两年，在这一两年中交通拥堵情况却没有一点缓解，而且越来越堵。从而可以看出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题，从而也可见北京市牌照的车辆已经足够造成现在的拥堵了，也就是说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路网的容纳能力。在此情况下，出台这样的法规效果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北京对于制堵采用了堵得方法，即限制外地车辆进入市区，但这一措施却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究其原因还是该方法执行的不够彻底。既然要杜绝外地车辆入京，就应该杜绝所有车辆，而不应该给军车，警车等开绿灯，绿灯一开，有特权的阶层都弄一辆特权车辆来了，特权车一多就更拥堵。

其次，从治堵以来，就一直喊着要治理特权车辆和公车，但是直到今天并没有一条关于禁止特权车辆上路的规定，也没有限制公车上路的规定，甚至连公车的数量都讳莫如深。有人大胆猜测，北京公车数量已经突破百万辆（该数字为网友猜测，来源于2011年搜狐新闻<北京公布公车数量引争议 预计或有百万辆>，本站不辨别是否为网络谣言），根据北京市2010年公布的数字，公车平均年行驶6万余公里，而私家车平均行驶1.5万公里（数据来自来自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研究报告），即一辆公车上路的时间是四辆私家车的上路时间之和。北京的私家车保有量大约为四百多万辆，从而可以得出公车和私家车上路的时间大致相当。因此，如果能禁止公车上下班高峰上路，那么就可以减少一半的车流，这远远要比限制外地车进京要效果明显的多。而且公车本来就是上班时间使用的，没有理由下班后还开着公车回家，此举也有利于节约公车开支。一举两得，但却不可为，这也许就是国情。同样有人建议把公车喷成和出租一样的特殊颜色，或者给公车挂红牌，这样利于群众监督，但这也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同样不可行。

在制度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总有特权游离于制度之外，这也许才是制度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既然“堵”得方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考虑疏的方法。北京现在堵得主要地点为环线出入口和医院、学校等车流聚集地区，这些地区的拥堵并不简单的是因为路网建设跟不上，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为原因造成。北京的环线都为三车道或三车道加一应急车道的路面，道路情况在全国都为较好，但是经常却会出现拥堵，主要原因是在各出口大家争着下主路，而辅路车速慢，所以便形成了拥塞，拥塞的车辆不知道排队，都争相向前，因此就占用了两个行车道和一个应急道，而只留一个行车道给正常行驶的车辆。正常行驶车辆因为担心剐蹭拥堵车辆，所以只能减速慢行，进而导致整个环线拥堵。十字路口也是同样的情况，假设南北向拥堵，东西向畅通，当南北向绿灯时车辆全部挤过停止线进入路口，而东西向绿灯时因为南北向车辆的堵塞而不能通行，最终导致四个方向全部拥堵。医院，学校门口也是如此，三车道的马路外长停车占了两车道，就剩一车道通行，能不拥堵吗？还有很多此类的现象，不能枚举。

大禹治水能够成功便是因为疏，而不是堵，治车堵和水患其实一样，都是疏通淤塞的地方。但是政府却一直没有出台治理淤塞的法规，或者出台引导驾驶员文明驾驶的举措。也许政策的制定者觉得治堵就应该用强力手段限制他们认为不应该出现的车辆，而没有想要放下姿态，从善如流的干一些疏导的事情。如果能够提高驾驶员素质，大家都刻意回避造成拥堵情况的发生，那么拥堵便不可能发生。

拥堵如同便秘，政府给开的处方是节食，岂不知节食并不能治便秘，而运动和疏理肠道才是正确的做法。

撇开政策的效果不谈，政策本身的公平性也值得思考，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北京的发展全国人民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甚至前人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什么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限制大多数人的权利呢？就如同爷爷造了一栋房子，传到父亲手里，爷爷出远门旅行了，过了几年父亲也出门了，留了一堆兄弟在家，兄弟也分家了，有些兄弟就自己造房子住了，结果占着祖屋的孙子觉得大家都回祖屋来太挤了，于是出了个规定，不允许兄弟回祖屋，也不允许父亲、爷爷回祖屋。

北京不过是一个省级的城市，如果北京出台各种排外的政策是合理合法的，那么其他省级的行政单位也可以出台同样的政策，从而使得中国出现许许多多相互隔绝的“国中国”。中国是一个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联邦国家，为什么北京要成为一个特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