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致梁启超》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怕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大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以上为徐志摩《致梁启超》一文节选。

徐志摩

1922年3月，远在英国的徐志摩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没有爱情；另一个则是他爱上了同时留学英国的才情并茂的林徽因。周围的亲朋极力劝阻徐志摩，梁启超同样如此，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说，“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但是“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又告诫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其实，梁这样作主要还是害怕爱徒此举会自毁前程，因为在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无爱离婚就和无故休妻一样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

但当徐志摩从剑桥归来后却发现林徽因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家里又对他与张幼仪离婚持反对态度，于是他就给梁启超写了这封信。

1924年，他遇见了风情万种的一代才女陆小曼，两人一见倾心，很快陷入热恋中。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并且她的丈夫王庚还是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的好友。抱着“朋友妻不可戏”的传统观念，梁启超对学生的做法很是不屑。因与徐志摩情感笃定，后来陆小曼和王庚离婚。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结婚典礼。最终梁启超以证婚人的身份参加了这场婚礼，也留下了他旷古未有的骂婚词。这只是后话。

通过这篇短文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点，徐志摩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是多么的执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徐志摩寻找的是“唯一灵魂之伴侣”，是超脱于物质存在之外的精神伴侣，而不是外表的美丽或者物质的富有。这一点有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徐志摩空无的诗人情怀导致他追求过于虚无的感情，这种完美的爱情现实中并不存在。

林徽因

徐志摩的这种情怀从他离婚中就能看出来，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不但是一个美女，更是一个才女，而且是一个颇有政治主张的女性。张幼仪比志摩小4岁，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是当时上海宝山县巨富。张幼仪15岁和徐志摩结婚，22岁离婚，离婚时有一个4岁的男孩，并孕有一个胎儿。当徐志摩提出离婚时张幼仪毅然同意，他与徐志摩的离婚成为中国依据《民法》文明离婚的第一人。

徐志摩的爱情观之所以受人诟病很大原因便是因为张幼仪的优秀，张幼仪的优秀及离婚时有两子导致多数人从感情及道德上谴责徐志摩，进而质疑他的爱情观。“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徐志摩的态度也很简单，追求自己的爱情，如果追不到就认命，而不是随便找一个伴侣而尝试是否是自己的“唯一灵魂之伴侣”。“不得”我命，是徐志摩自己的陈述，宁可没有爱情也不要不完美的爱情。当现代人谴责他的时候却将之改为“失之我命”，失之必是得而后失，就变成了徐志摩以诗人的浪漫来尝试爱情。

第二点，从这篇短文中能够看出徐志摩对于老师梁启超的尊敬之情。梁启超对于徐志摩的离婚严加谴责，但是后来自己的儿子却和徐志摩热恋的对象定了婚，徐志摩知道后果断的结束了这段感情，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和老师产生任何的不快。在给老师的信中徐志摩言语恳切，态度坚决，对老师尊重的同时阐述着自己的爱情观，期望老师能够理解。

徐志摩后来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本来请梁启超去做证婚人，结果梁启超在婚礼上开口大骂二人对婚姻不尊重，让来宾都无法接受。徐志摩却忍着惭怍，亲自趋前，向老师服罪，并觳觫地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

徐志摩终其一身，他也没有因为老师在自己婚礼上的过激言行而心存憎恶。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驾鹤西归，身在上海的徐志摩接到噩耗，悲痛万分，他前往北京参加了追悼活动。之后，又竭尽全力出版梁启超的遗稿，宣扬他的学问和人格，可谓出于一片至诚。

对于徐志摩的爱情观有可能会有人存在争议，但是对于他对老师的尊敬及赤诚却值得每一个人学习。